雌激素及其受体或为分化型甲状腺癌发生与演

原文转自《中华耳鼻喉头颈外科杂志》第49卷第11期-

甲状腺癌(thyroidcarcinoma，TC)尤其是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thyroidcarcinoma，DTC)是内分泌系统及头颈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的大幅度上升和明显的性别倾向为DTC最显著的两大特点。而后者主要体现为女性的发病率为男性的3—4倍；女性DTC患者的预后优于男性；女性在育龄期的发病率高于青春期和绝经后期，其中又以妊娠期或应用了口服避孕药等激素类药物者为甚[1]。种种迹象均提示女性激素(femalehormone，FH)尤其是雌激素(estrogen，E)及雌激素受体(estrogenreceptor，ER)在DTC发生与演进中可能发挥着作用，明确这一问题对进一步了解DTC的发病机理，完善分子层面判断预后的风险分层因素，研制潜在的内分泌及分子靶向药物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近年来为证实DTC是否为性激素依赖性肿瘤的相关研究开始展开，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这些成果为开辟一条新的DTC内分泌分子靶向治疗路径提供了方向。

一、雌激素水平及甲状腺组织中ER表达

雌激素属类固醇激素，人体内有多种来源和存在形式，其中由卵巢的卵泡内膜细胞和颗粒细胞产生的17-雌二醇(E)在含量和效力上为最高，较早即有动物实验证实E可提高DTC的发生率。一方面，E可能通过反馈调节促使垂体释放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stimulatinghormone，TSH)并且通过提高TSH敏感性等方式间接促进DTC发展。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部分研究认为甲状腺组织中无ER表达[]。但是多数证据仍显示[3]，尽管其并非E作用的传统靶腺，但ER的两种亚型ERα和ERβ均能在其中检测到，ERα主要表达于甲状腺上皮细胞或腺泡细胞的细胞质和细胞核，ERβ的表达则更为广泛，除上述细胞外，间质细胞和内皮细胞也有阳性表达；由此推断E还可通过核或膜启动的类固醇信号传导等两种经典的激素作用途径介导特异性受体ER而发挥直接作用。作为最早发现的ER，ERα在DTC发展中扮演“助推者”的角色率先得以明确[4]。而ERβ的功能确认却经历了较长的过程，最初认为ERβ应该拮抗ERα而发挥抑制作用；但是随着ERβ多种剪切变异体的发现，最近的研究发现ERβ1主要发挥抑制效应，而ERβ则恰恰相反，起促进作用[5]；更为深入的研究显示，E的水平还对ERβ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高E浓度时ERβ起抑制作用，而在低浓度时才发挥促进效应[6]。

二、DTC临床病理特征与ER表达的关系

甲状腺组织病理学类型与ER表达存在密切联系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仍有个别学者[]认为甲状腺正常组织、良性结节和恶性肿瘤之间在ER表达率上无统计学差异，但是国内外多数研究均支持上述关联的存在。Kumar等[7]认为甲状腺肿瘤组织比正常组织有更高比例的ER表达；而在甲状腺肿瘤组织中，有学者发现恶性组织的ER表达率高于良性结节；进一步对甲状腺恶性肿瘤的病理类型进行亚组分析比较发现，ER的表达似乎与甲状腺癌的分化程度存在紧密联系[3,8]。国内外多个学者[9-14]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证实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癌中ER的表达不同(表1)，且结论无一不提示分化程度较高的DTC中ER表达率高，而在分化较低的髓样癌和未分化癌中ER为低表达，甚至不表达。这种分化程度与ER表达率的正相关性，对判断预后有着重要意义，也许今后ER的表达情况将会作为分子层面上判断DTC预后的又一重要分层因素；同时也为解决目前DTC临床治疗过程中尚存的诸多争议问题另辟蹊径。

肿瘤体积一直作为恶性肿瘤TNM分期的重要量化指标，不仅影响着治疗方案的制定，同时也提示着预后，最近的研究显示其与ER的表达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较早我国学者就发现以肿瘤直径cm为界，ER的阳性率出现明显差异，直径cm的DTC中ER阳性率高于cm者，ER的表达率与肿瘤体积可能存在负相关性，一项针对47例DTC的ER检测研究显示cm者ER阳性率为77.8％，而cm者ER阳性率为44.8％[1]。但也有研究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一项针对70例DTC的检测提示肿瘤的体积与ER阳性率之间并无明显相关性[15]。

性别和年龄因素凭借其对DTC预后的明显影响，一直被视为DTC极为特殊而又十分重要的风险分层因素。然而这种影响却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与ER的表达差异有关。史忠新等[6]的研究发现，6例男性DTC中有16例ER阳性表达(61．5％)，74例女性中阳性表达51例(68．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而对年龄因素进行统计分析显示，40岁DTC的ER阳性率为65.5％，而年龄≤40岁者为68.3％，两者同样无显著差异。周琳等[17]对55例甲状腺癌的ER检测结果和翁生彬等[18]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ER的表达与患者性别、年龄均无关[11]。

淋巴转移、血管浸润和腺外浸润等特征往往提示不良的预后。虽然0世纪90年代曾认为ER表达率与淋巴转移无关，但新近的证据认为无淋巴转移者ER的表达率更高，王明华等[14]研究显示，无淋巴转移的DTC中ER表达率高达51.7％，而出现转移后则明显下降至7.8％。Cheng等[19]利用亚型分析证实ERβ在腺外浸润的DTC病理组织中高表达；与此同时亦有多位同行利用相同手段证实，ERβ高表达时，出现血管浸润的概率升高。

诸如上述此类的研究不胜枚举，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总体而言，虽然目前部分学者在ER表达情况与DTC临床病理特征之间关系的观点上仍有分歧，但至少大量的研究结果证实两者确实存在着潜在联系，并且如上文总结的大致规律已然趋于形成，这种规律必然有利于临床医师的临床决策和对预后的判断。当然，ER表达与病灶数量、受累腺叶数等特征的关系目前仍无研究报道，尚待同道今后进一步研究完善。

三、雌激素及其受体对DTC细胞增殖的作用机制

雌激素能明显促进DTC的细胞生长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其具体的促细胞增殖机制目前仍不甚明了。首先，E可能依靠细胞内受体介导的信号转导通路通过基因和非基因途径分别作用于细胞核和细胞膜上的ER而发挥效应；有研究发现，当E作用于核内ER后可激活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D1)的表达，使G1期向S期转化加速，进而缩短细胞增殖周期；E也可凭借该通路直接诱导c-jun、c-myc、c-fos等原癌基因的表达［0］。其次，E还可能通过蛋白激酶偶联受体介导的信号转导通路发挥作用：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proteinkinase，MAPK)是最为重要的转导分子，研究显示E可通过增强生长因子介导的MAPK信号级联反应，激活Ras—Raf-MAPK通路，促进有丝分裂旧［1］；同时E作用于ER后使MAPK的两种同工酶：细胞外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1/(ERK1/)磷酸化，活化后的ERK1/通过磷酸化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Ⅱ提高DNA合成速率；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3-kinase，PI3K)和蛋白激酶B(proteinkinaseB，PKB)共同构成了另一主要的转导通路，其可使抑癌基因PTEN甲基化，减少PTEN表达，导致细胞增殖失控［］；同时其也可能被激素经典的受体介导的信号转导通路影响而发生交互作用，从而抑制PTEN表达。最后，E还可能通过诸如S期激酶相关蛋白(SKP)途径、新型ER所介导的GPR30信号路径以及非雌激素反应元件调节机制等通路，对抑癌基因P7的转录或激动蛋白AP-l位点的启动子等进行调节［3-4］。

四、雌激素及其受体对DTC细胞凋亡过程的作用机制

细胞凋亡是成熟个体在各种生理病理条件下维持组织中细胞数目平衡的重要手段。然而，Zeng等［5］却发现雌激素对肿瘤细胞凋亡有抑制作用，这无疑会打破这种平衡状态，导致细胞失控。研究认为，E不但能够刺激抗凋亡基因Bcl-XL的表达，还能抑制凋亡基因Bax的转录，最终导致Bcl-XL/Bax比例升高，且该作用具有剂量依赖性［6］。与此同时，E亦可能通过诱导ER进而促进磷酸化的ERKI/表达，进而上调凋亡抑制蛋白Bcl-表达，从而抑制线粒体的凋亡途径。

五、雌激素及其受体对DTC侵袭和转移的影响

量变促成质变，E通过前述多种途径致使DTC细胞的无序扩增无疑是造成侵袭和转移的物质基础。同时E引起某些基因和蛋白的异常表达、肿瘤细胞周围微环境改变以及促血管生成等也加速了DTC的侵袭和转移。

E-钙黏附素-链接蛋白复合体(E-cadherin-cat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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